专访朱彤院士：大气治理正从浓度达标为核心，转向健康效益最大化

今年3月，新一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落地，PM_2.5年均浓度二级限值从35微克/立方米收紧至25微克/立方米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是一次数值的更新。但在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眼中，这恰恰是中国大气治理逻辑迈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，因为标准收紧的背后，并不仅是目标的提升，更是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变——从以浓度达标为核心，转向以健康效益最大化为核心。

“这次修订是科学证据向政策转化的典型案例。”朱彤在接受中国环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。由于暴露反应关系是非线性的，在浓度越低的区间，单位污染物浓度削减带来的健康收益反而越高。这意味着，新标准所带来的健康边际效益，将比以往更加显著。

在他看来，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意义，正从一组组宏观的环境数据，具象化为每个人呼吸之间的健康获得感。

“根据我们的研究，过去十多年间，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PM_2.5浓度的大幅下降，随之而来是显著的健康收益。综合考虑PM_2.5和O₃暴露水平变化，‘大气十条’和‘蓝天保卫战’之后，人均预期寿命增加约半年。”这一成果也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照。

当中国用十几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数十年的治气之路，空气质量改善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？朱彤给出的答案是，从以浓度达标为核心，转向以健康效益最大化为核心。这既是生态环境保护初衷的回归，也是治理精细化的必然选择。

靶向治理，从“年均浓度”到“加权平均浓度”

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带来的健康收益，是朱彤团队长期研究的重点。通过构建暴露反应关系模型，他们量化了PM_2.5浓度下降与人群健康改善之间的关联。

“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。”朱彤告诉记者，“每一微克浓度的下降，都对应着实实在在的健康保护，尤其是对老年人、儿童等易感人群而言，他们的呼吸系统、心血管系统都因此获益。”

研究同时发现，随着治理的深入，中国空气污染的健康风险正在经历一场“结构性转变”。过去，公众和决策者更多关注年均浓度，这固然重要，因为它反映了长期暴露对健康的累积影响。但如今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。

“重污染天气虽然频次下降，但它带来的短期急性健康影响仍不容忽视。2024年，全年浓度最高的前5%污染日所导致的急性死亡负担，占全年短期暴露总负担的比例已升至约18%，较2013年（占比10%）有显著提升。”朱彤指出，污染物的结构性变化、重污染天气的空间分布差异、不同地区首要污染物的交替，这些新特征，都对下一阶段的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面对这种结构性转变，朱彤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要从浓度达标为核心，转向健康效益最大化？

“保护人群健康，是环境治理最根本的目标。在治理的初级阶段，以浓度达标为导向是合理的选择。它让政策目标清晰可衡量，也让各地在同一个标准下‘赛跑’。”朱彤解释道，一个城市的年均浓度达标，并不能代表所有居民都享受到了同等质量的空气。

“监测站点的浓度反映的是区域平均水平，但人群暴露是高度差异化的。”朱彤表示，在一个城市内部，不同街区、不同街道的污染浓度存在显著差异。如果只盯着城市均值，那些较高污染区域的居民可能始终处于较高的健康风险之中。

“如果我们把人群暴露最高的地方优先控制下来，就能用同样的治理投入，换来更大的健康收益。”朱彤表示，这正是“健康效益最大化”的逻辑所在——引入人口加权平均浓度的概念，让每一分治理资源，都精准流向最能保护人群健康的地方，这非常关键。

从研究到施策，打通科学转化的最后一公里

如何将“健康效益最大化”从理念变为现实？朱彤认为，科技支撑是关键。

过去十几年，中国在大气治理中积累了一套成熟的“科学工具箱”：排放清单体系、监测体系和数值模拟体系。而在健康领域，同样需要建立这样的科学支撑。朱彤团队长期开展的研究，正是致力于厘清不同污染物、不同污染源与健康危害之间的定量关系。

“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，哪些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危害最大；也可以告诉我们，交通、燃煤、工业等不同污染源，哪一个更需要优先控制。”朱彤说，这种基于健康证据的治理排序，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前提。

但科学发现不会自动转化为政策。朱彤对此深有体会：“这需要持续的交流、座谈、政策建议，需要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共同合作。”

从标准修订的落地，到健康效益的量化，再到治理逻辑的重构——在朱彤看来，这正是科学证据向政策转化的典型路径。而随着新国标中PM_2.5浓度限值的收紧，这场以健康为导向的治理转型，正在从理念走向现实。

在3月举行的第12届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（BAQ）上，朱彤作为闭幕式发言的学界代表，向世界分享了中国经验。

“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，正面临着中国数年前遇到的类似问题。”朱彤说，蒙古国的沙尘、东南亚部分城市的雾霾、快速工业化带来的排放压力，这些挑战，中国都曾经历。